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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到高考，高考一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

但是，不得不承认，高考依然是很多寒门子弟，获得教育资源，乃至于上升一个阶层最好的机会。

我们拿科举比较。

民国时，..的几个元老，一起吃太史蛇羹。

做东的是支持辛亥革命的美食家江孔殷，客人有担任过湖南督军的谭延闿，一同吃饭的是胡汉民，是中国..元老、孙文的左右手、代理过大元帅，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家。作陪的是汪精卫。

大佬云集，酒过三巡，忽然说起满清科举，才发现江孔殷是前清进士，谭延闿跟他同榜进士，胡汉民是前清举人，汪精卫是前清秀才。

说到痛处，一起痛斥满清废除科举，胡汉民一拍大腿做了一个精彩总结：「如果科举不废，谁还来革命!」

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它给了底层人士走向上层社会的一条通道。所谓「朝为读书郎，暮登天子堂」，废除科举，造成了社会阶层固化，很多人没有升级的可能了，胡汉民说得没错，落第秀才没出路了，为了找出路，只好干革命了！

不然他是绝对不会革命的，因为胡汉民年轻的时候，光替人考举人，一次就挣了6000两白银，就不用说考不考得上进士了，光是当枪手，胡汉民一辈子都能混个衣食无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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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科举根本不能跟高考比。

江孔殷、谭延闿、胡汉民、汪精卫，都不是普通家庭，最差的汪精卫，爷爷也是个举人，都是官宦世家。

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（James Lee）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了一个命题：中国长达150年里的精英究竟出自哪些家庭？

最后，他们通过建立强大的精英数据库，得出的结论是：

1865—1905年，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，超过70%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，来自全国各地的「士绅」阶层；

1906—1952年，超过60%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，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；

1953—1993年，约超过40%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。

实际上，在科举时代能够参加科举，并通过科举获利的大部分都不是寒门，都是精英家庭。

相比起科举时代，高考，其实带给了寒门一个上升机会，我们其实已经处于一个阶层最容易上升的时代。

在1953年到1993年之间，主要是阶级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、基础教育的推广、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，才使得原本从零到有的大量寒门子弟，无产阶级和工人子弟在精英中的比例大幅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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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高考带给寒门子弟的。

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没有错，但是，好歹有个独木桥。

独木桥确实不好，但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，等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，你会发现，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大多数时候，连给你个上桌的机会都没有，要是所有事，都能「一考定终身」，能给你一张卷子，让你靠一张纸跟别人拼一把，获取一个百分之一的机会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

深圳号称有50辆宾利的女车主，把奔驰大G开进故宫的女车主，会跟你同台竞争，跟你掰手腕吗？不会，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，把你排斥在游戏规则之外。

其实这些人，就怕还有高考，生怕草民觉悟。

当然，他们也不过就是小把戏而已。

同样是刚才那个研究命题，还有一个数据：

1994—2014年，超过50%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，与特定的重点高中。

2017年高考北京文科状元熊同学说：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，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。

独木桥不好，但是，没有过独木桥的人，都想着让独木桥能够多造几条，已经过桥的人，却都想着把独木桥关掉，让别人过不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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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这样，高考依然是寒门学子最好的机会，50%的概率。

比比科举时代，南宋录取进士占总人口比例为0.000647%，明代这个数据为0.000055%，清代更低，0.000031%。而如此低的录取比例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也是一票难求，但与此同时，那些科举世家却人才辈出，喜报频频，家庭的影响有多大，不言自明。

高考在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，或者说，每一年高考，都是寒门子弟一次革命的机遇，也是阶层固化能量的一次释放。

一年，就有一次抽签改命的机会，这样的制度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才的设计。

实际上，越是机遇稀缺，越是能凸显高考的公平，凡是鼓吹读书无用、学习无用、知识无用，都是在给你和你的孩子灌毒鸡汤，如果你父母不是有1个亿的小目标，不是家有50辆宾利的豪姐豪哥，也不是能把奔驰大G开进故宫的八旗子弟，如果你就是普通寒门，努力读书、学习知识，是寒门子弟能够走的最快的捷径。

高考之前努力学，高考的时候能打出暴击，可能就是你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仁慈。

众所周知，升值计是一个有关人生和财富的道理，最后没别的说的，祝你多蒙对几道吧。

本文到此结束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